王小波的去世是当代文坛的一大损失，还原他的大学生活，算是对他逝世11周年的纪念。

    考上人大

    1978年5月，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青年工人王小波，第一次走进高考的考场，在此之前，他“只上过一年中学，还是十二年前上的”。1977年冬，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，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，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皆可报名。由于父亲尚未平反，心存疑虑的王小波这一年没有参加，倒是弟弟王晨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顺利考上了。转过年来，王小波知道，自己的工人生涯应该结束了。

    王小波报考的第一所高校，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。据李银河回忆，复试中，王小波并没有掩饰对“郭鲁茅巴”不感兴趣，提及自己喜欢的戏剧家，他说的是“萧伯纳”。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气氛中，并不意外地落榜了。幸好中戏作为艺术院校属于提前招生，一个月之后，王小波还有一次机会，这一次，他报考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大学——中国人民大学。当年，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，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，录取40.2万人。王小波成为了40万人中的一个，回到七八岁的时候到处乱跑、打枣、捅马蜂窝的人大。

    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，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大逻辑学方面的教授，由于经历过“三反”、“文革”的一系列冲击，“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，一律去学理工”。此外，王小波对当时带有“文革”遗风的文科教育兴趣不大，在自述中回忆备考时“一背东西就困”，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就会好过些。就这样，他选择了人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，是当时人大这所著名的文科院校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之一(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)。由于人大刚刚复校，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，入学的时候全班三十三人，除了两人来自湖南，一人来自广东外，全部来自北京。据其中的钟明先生回忆，班上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三分之一是“老三届”返城知青。此外，班上像王小波这样属于“家庭出身”有点问题的子弟较多，这一专业当时考虑到相关政策可能对他们略有倾斜。 

    与实验室相伴的日子

    在日后的回忆里，王小波极少提及自己的商品学专业，目前的相关研究也略去了这一阶段。不过，这个王小波兴趣不大的“洗试管、洗烧杯、洗漏斗”的专业，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1950年，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，人大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八大系：经济系、经济计划系、财政信用系、工厂管理系、合作系、贸易系、法律系、外交系等。商品学专业的前身，可以一直追述到合作系，原本是其中的一个教研组。1978年，商品学“试招生”(一直延续到2004年这一专业被取消为止)，只招理工科学生，毕业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。就当时的教学安排而言，商品学在人文社科气息弥漫的人大，显得十分“另类”。据见证了商品学发展历程的人大环境学院王平书记回忆，大一大二学生以基础课为主，课程大致以化学和数学为主，兼及物理。化学尤其重视，四个学期都有教学安排；数学则是整个人大最难的，但是授课老师朱光贵先生非常善于讲课，颇受王小波及其他同学欢迎。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，“一毕业就被空军要走，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，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。‘文革’后调到人大”。当时商品学这个班每到聚会、郊游或是最后的毕业聚餐，总是邀请朱老师参加。王小波在《思维的乐趣》里曾经写道，“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，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。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。”

    大三之后，商品学分为两个方向：食品商品学与纺织品商品学，王小波选择了前者。在日后的回忆里，他印象很深的是其中的八大名酒品酒课。此外，商品学专业独有的实验室与实验设备，给王小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时的实验室在人大现在的西北门一带，是一间宽敞的平房，里面的实验设备以化学方面居多。尽管做毕业论文里的萃取实验的时候一周“漏掉了五大瓶氯仿(麻醉剂)”，被头晕的搭档们冠以“实验室的人民公敌”的称号，那种“科学”的气氛王小波终其一生始终念兹在兹。王小波曾写道，“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，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，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，无懈可击，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。”对他而言，科学并不是指化学、数学等具体学科，而是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对待知识的态度，其根据是“平等”和“自由”，这是和“文革”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。以“科学”为尺度，王小波90年代以来的杂文，不遗余力地批判“国学”、道德保守主义、狭隘民族主义等等，他称其为“知识分子”的“中古遗风”，或是“救世情结”的白日梦。

    初登文坛

    日后的王小波，一直以对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文学，他的文学观是“纯文学”式的——文学对于他而言，和科学相似，也是一种“超越现世、超越人类的事业”。大学期间，王小波逐渐崭露文学的天赋，大二的时候，在《丑小鸭》杂志发表了《地久天长》，这一般被认为是王小波的处女作(之前的《绿毛水怪》等手稿尚未发表)。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潮流是“伤痕文学”，这一命名来自于卢新华的小说《伤痕》，这一类别的作品习惯于铺陈“四人帮”为代表的历史的暴虐对普通人心灵的戕害，这时一般作品描写的知青生活多是阴暗、寒冷。

    《地久天长》也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，小说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叙传色彩，写的是叙事人“小王”与同学大许、邢红在云南的知青经历。尽管“教导员”依旧是个人格卑劣的家伙，但小说重点叙述的是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之间纯净的友情。在当时控诉、悲愤的气氛中，这篇小说显得非常“纯净”，和主导文坛的特定的政治、历史这一类大叙述无关。某种程度上，王小波“异类”的倾向已然展露，他从来不在“潮流”中写作，排斥主流文坛那一套游戏规则。这也注定了王小波的声名与作品将长期漂流于文坛之外，直到去世后才广泛流传。

    除了《地久天长》外，王小波大学期间还发表了一篇文学评论，《海明威的〈老人与海〉》，发表于1981年第1期《读书》杂志，署名“晓波”。发表时的题目是“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”，这个题目更贴切地表现了王小波潜在的写作倾向，他的作品一直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。王小波曾经回忆说：“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，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。”《时代三部曲》中面对“无趣”的极权体制戏谑怪诞的“王二”们，在此已露端倪。

    朋友之间

    东风二号楼235的六位室友不会猜到，他们同居四年的这个家伙，日后成了蜚声海内外的作家。在当时同学眼里，初入大学的王小波是这个样子：黑黑的长脸，前额宽大，厚厚的略为发紫的大嘴唇(王小波心脏一直不太好)，一双不大而无神的眼睛从不正眼盯着别人，考虑到王小波身高1米84，44号的大脚，乍看一眼显得高大憨厚；平时不修边幅，冬天总是裹着一件褪色的军大衣，夏天则是赤着脚踢跶着拖鞋。

    据当时的同学回忆，王小波为人十分厚道，在班上是个典型的老好人，对同学的要求从不拒绝。比较要好的朋友，是“老郑”和刘晓阳。钟明回忆，“王小波与我们班的班长老郑以及刘晓阳都是最合得来的‘铁哥们儿’”。“老郑”叫郑英良，和王小波同一个宿舍，都是上铺，睡在对面床；他曾经是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的中学同学，60年代的时候，他随王小平到家里玩的时候就认识了王小波，毕业后又一起留校任教，后来曾任人大副校长。刘晓阳的经历和王小波类似，也是“老三届”，从内蒙回城的知青，常常和王小波晚饭后“手臂挽着手臂”地散步，一路上高谈阔论。王小波曾在杂文里多次提到他，“初入大学的门槛，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：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，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而且都能言善辩。后来发现，他不仅和我同班，而且同宿舍，于是感情就很好。”

    在朋友们看来，王小波看过的书比谁都多。王小波读书的爱好是“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”，到处搜寻可读的书。刘晓阳回忆说，“找书、借书、买书、读书、聊书，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。”此外，尽管王小波除了喜欢和相熟的同学聊天外，平时极少当众讲话，但是同学们的印象里他经常“妙语连珠”。钟明印象很深的是，在天津新港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大伙在招待所里一边煮螃蟹一边听王小波讲武侠故事。平常的王小波“老蔫似的”，“此时他判若两人，像说书人一样，先慢条斯理地拉开序幕，然后绘声绘色、口若悬河地讲起来。”实习二十多天，天天晚上如此，王小波就此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人——多年后，王小波写出《青铜时代》等繁复精致的故事，成为当代文学颇受欢迎的叙事大师。

    大学时期的爱情

    和现在憧憬着校园爱情的大学生不一样的是，王小波在入学之前，已经和李银河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据李银河回忆，“《绿毛水怪》是我和小波的媒人。”当时这篇小说尚未发表，李银河在某位朋友那边读到了手稿，“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”。从这篇“诗化”的小说里，李银河感受到王小波身上的“诗意”。1977年初，一位朋友去找王方名先生谈论逻辑问题，李银河随同前往，第一次见到了《绿毛水怪》的作者。不久之后，两个人在《光明日报》报社第一次单独见面，当时李银河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，在该报做编辑。王小波表达爱情的方式“特别地单刀直入，特别地自信，还带有一点特别的无赖”：“我们聊了没多久，他突然问：你有朋友没有？我当时正好没朋友，就如实相告。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：‘你看我怎么样？’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。”就这样，王小波与李银河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开始通信和交往。幸好当时电话尚未普及，王小波因此留下了可能是中国文学中最后一批精彩的“情书”，他神奇的比喻、音乐化的叙述节奏以及“诗性”的童心与浪漫，在信笺往来中一览无余，2004年初，两人的通信结集为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出版。

    当时李银河住在阜外大街建委宿舍，王小波先是住在西单教委大院的家里，上学后一直住校，两个人一般是周末见面，常常去郊区的公园散步、聊天。二人结识之初，曾拉钩相约，即使不能做夫妻，也要做终身的朋友。1980年1月21日，两个人“秘密结婚”，以夫妻的方式成为终身的朋友，直至跨越幽冥的边界。当时的相关规定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，王小波由于还是隶属于半导体厂的在职职工，单位开出了结婚证明，由此暗度陈仓。结婚的时候，王小波不事声张，“没拍结婚照，也没婚礼，两家各请了一桌”。但是还是有十几个同学来贺，送来一副衣服架子。

    婚后，王小波依然住校，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，分配到人大一分校教书(当时招生名额有限，各个大学往往设置分校，适当降低分数录取。人大一分校后来并入北京工业大学)。不久，李银河离开社科院马列所，申请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，硕博连读，一下子就是六年。当时的毕业政策是大学毕业后至少服务两年方能申请出国，1984年，王小波终于申请到了去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机会。8月29日，王小波飞往匹兹堡，离开了学习、工作了六年的人民大学。

    据王小平回忆，“当时的北京郊区，有不少白杨夹道的大路。有一条在双榆树一带，离人民大学不远。在一个春日早晨，我和小波在这条笔直的大道上驾车东行。……当时我们在有节奏的锵锵声中骑车东进，眼前大道如弦，两边的旷野向远方伸延，真是大块烟景，不禁心旌荡漾。我想起古人的诗句，就大声念起来：‘大道直如发，春日佳气多，五陵贵公子，双双鸣玉珂。’小波在旁边纵情大笑。”人大的那些树木已然不在了，如今周遭是繁华嘈杂的中关村，王小波当年的宿舍年初刚刚被拆除，现在是尘土飞扬的工地，将在原址修建留学会馆。但是，王小波其人其文，将继续流传下去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