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七十年代，我们省委干部每年农忙时都要下乡帮忙抢插抢收的。记得1970年我到珠海斗门，印象很深刻：田根本插不下去，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。当时不敢提包产到户，我们就搞定额管理，确定每人要完成多少，比如你每天插5分地，他每天插7分地。但是，这效果也不太好，因为没有和利益挂钩，群众就会问：任务为什么这样定呢？

　　1971年，我们省委调研组专门去了佛山、江门、阳江、电白、湛江、高州等地，搞了45天的调查，就是研究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。大家都很明白，出路就是包产到户。但谁也不敢这样提，后来含糊地表述成“经营管理”。

　　所以，到1978年，有人在大谈“两个凡是”时，广东总体还是很清醒的。安徽小岗村秘密实行包产到户事发，上面要求全国严查，予以制止。实际上，广东下面也都悄悄地推开了。但是，接到中央文件后，省委还是组成了一个调研组，由当时的副秘书长陈文俊带领我们，到肇庆、怀集等地走了一遍，发现确实有包产到户。怎么办？最后决定还是要包住。于是，我们经省委领导同意，就像模像样地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：广东没有包产到户。(大笑)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向中央写假报告！
　　
　　赴京谈判

　　为3个亿与中央争执25天

　　“实在是一点财力都没有啊！要不然，邓小平何来那句话：‘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’”
　　
　　其实，我们之所以敢写假报告，也是有省委的授意。当时的省委书记习仲勋很清楚地看到广东的实际，非改不可了！他刚来就到东莞长安和宝安调研，群众说现在的状况是：青年跑光，田地秃荒，老人心慌。对面的香港却是繁华都市，这种刺激实在太大了！怎么办啊？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不上去，逃港是根本堵不住的。所以，这时，省委就萌发了办特区的想法，向中央要特殊政策，灵活措施。

　　关于向中央要政策，有一件事让我记忆很深刻。中央同意广东特殊政策，灵活措施后，广东即考虑向中央要财政包干的政策，派人和中央谈。开始省委提议让刘田夫(省长)去，有人反对，说“田夫太忠厚，讲不过北京人的，还是让王全国(当时分管经济的副书记)去吧”。王全国就点名要我陈开枝陪他一起去。到了北京，主题就是谈广东每年上缴中央财政多少钱。中央开价13个亿，我们还价10个亿，就在这3个亿的问题上，谈来谈去，足足25天都搞不掂。没办法，捅到华国锋那里去了。他说：“别吵了，折衷一下，11个亿吧！”

　　区区二三个亿，对一个省来说，放在现在算什么啊？但是，当时广东全年财政收入也才几十个亿。而国家也很穷，实在是一点财力都没有啊！要不然，邓小平何来那句话：“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”

　　不过，当时只要政策一出，根本不用布置，所有的人热情都很大。所以，从1979到1982年，广东经济起步非常快。
　　
　　就职东莞

　　为“三来一补”喝退记者

　　“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‘你是不受东莞欢迎的人，请你离开！’”

　　1983年，组织决定让我去东莞挂职锻炼，任县委副书记，兼经委党组书记。

　　东莞现在是“世界工厂”，但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大县，最大的工业就是烟花爆竹，几乎连像样的路都没有。80年代后开始大量引进来料加工，这过程也出过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北京相当多的部门是一片反对声，认为这是低级产业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，我们是帮资本家发财。新华社有个记者专门就此来东莞找茬，说要写内参。我听说后找到他，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“你是不受东莞欢迎的人，请你离开！”他听我这么一说，也蒙了，问别人“这个陈开枝有什么来头？”

　　我当时还呼吁东莞的干部要改变观念，要洗脚上田，要学会穿西装、打领带。这在当时震动很大的。不过，东莞人改革开放意识强，还是接受得很快。
　　
　　争议乍起

　　内地高官为广东改革痛哭
　　
　　“党的红旗倒了，资本主义在你们这里复辟了！”